盘点：中国最早的四位女留学生

昊格矩(前排中)与九江教会女塾学员，坐在她左边的是石美玉的母亲

　　回望一百多年前的晚清时期，尽管当时西风已东渐，但中国女性普遍都还缠着足，笃信“无才便是德”的观念。就在此时，有四位年轻女子大胆地迈出了令国人惊诧的一双“天足”，漂洋过海去学习先进的医学知识，并且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，成为报效祖国的第一代女“海归”，以所学救助同胞，服务社会。

　　让我们记住她们的名字――金雅妹、许金訇、康爱德和石美玉，她们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。

金雅妹(1864―1934)

　　金雅妹――中国女留学生第一人

　　1881年的某日，一艘客轮从东京启航驶往纽约，乘客中有一位黑头发黄皮肤、面容清秀的年轻女子，她就是金雅妹。这一年，她17岁。

　　航程漫漫，天晴时，金雅妹喜欢站在甲板上观看海鸥逐浪的情景，遥念久违了的故乡――宁波东钱湖畔的韩岭村，只是父母双亲的模样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，在她两岁半时村子里闹瘟疫，担任教会牧师的父母亲相继染病去世，抚养她长大的是父亲生前的好友麦嘉谛博士和他的夫人。麦嘉谛是美国人，1844年便来华传教施医，曾担任美国驻宁波首任领事。金雅妹跟随着麦嘉谛在日本读完中学，并掌握了日文和英文。看到义女天资聪颖，喜爱读书，麦嘉谛决定送她去美国深造，他为她选择的专业是医学。 【查看详细】

许金訇(1865―1929)

　　许金訇――中国首位国际女代表

　　1884年，另一个身材娇小的中国女孩也踏上了美国的土地。这个女孩来自另一个通商口岸城市――福州，她的名字叫许金訇（由于她使用音译英文名，以至她的中文真名长期被人所忽略，有史料称她为柯金英，也有称为何金英）。

　　许金訇，1866年出生于福州南台岛（今仓山）的一个基督教家庭，她的父亲思想开放，许金訇小时候为习俗所迫不得不缠足，却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，这在当时的社会是极为难得的。

　　有其父，必有其女。许金訇先是求学于美以美会办的毓英女塾，因不满呆板的课程而转入福州妇女医院学医。她天生聪慧，并富有同情心，医院院长十分欣赏她的志气和才华，为她联系了美国的妇女外国传道会，资助她赴美留学。 【查看详细】

康爱德(1873―1931)

　　康爱德――冲破命运的咒语

　　康爱德曾是一个被遗弃的孩子，1873年出生于江西九江一户并不富裕的人家，由于家中已经有了五个女孩，她被父母送给邻家做童养媳。不料，邻家请了算命先生给她算命，算出的结果是，这个女孩子命犯天狗，婚姻不利，邻家遂不敢接受她。正当家人无计可施之时，一位给西方传教士做中文教师的乡邻建议康爱德的父母，将她送给他所教的那位女传教士收养。就这样，美国传教士霍格女士收养了当时仅两个月大的女婴，并为她取了个英文名字IdaKahn。从此，小康爱德在霍格女士与她的同事吴格矩女士的身边一天天长大，走上了一条迥异于中国平民女子的人生道路。 【查看详细】

石美玉(1873―1954)

　　石美玉――把全部的爱献给病人

　　与康爱德并肩留洋的石美玉，出生于湖北黄梅，在江西九江长大。父亲是一位牧师，母亲在教会女塾任校长。石美玉是他们的长女，因没有缠足而远近闻名。

　　8岁那年，石美玉被父亲送到教会女塾读书，一读就是十年，并在此与康爱德结成终身好友，后来一同赴美留学，一同回国行医，她们以精湛的医术，赢得了江西百姓的信任。 【查看详细】

　　英国法学院毕业生为屠夫岗位争破头

　　幼儿园克扣伙食费日餐一元基本吃素

　　中国人走出国门留学异邦是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，1847年广东人容闳、黄宽、黄胜由外国传教士资助赴美留学当属首开其端，而女性留学的历史其实要早于被历史公认的容闳等人。据容闳在其自传《西学东渐记》中记录说，郭实腊夫人主办的女塾因鸦片战争前的局势紧张而停办后，“携盲女三人赴美”。是年1839，比容闳等人留学海外早八年，正是中英鸦片战争开始之际。

　　不过，真正对中国近代史有所影响的女子留学始自金雅妹。1881年,美国传教士麦嘉谛携其收养的宁波女孩金雅妹去美国纽约学医，后毕业于康乃尔大学，应该是中国女性留学第一人。后又有江西女子康爱德、福州许金訇、湖北石美玉，也先后得到传教士的资助而留美，这四名女性成为近代中国女子留学的标志性人物。

　　女留学生从个案到逐渐融入出国潮流大致在1900年以后。庚子事变促使政府官员们不得不除旧布新改革弊政，经过中日两国人士的努力，自1898年始日本政府一改过去拒绝中国人入境读书的政策，文部省于1899年颁发15号档正式确立接收中国留学生的决策，中国人留学东瀛确为当时的最佳选择。据现有数据记载，1901年有3人,1902年又有20名女性先后赴日留学，不过基本局限在跟随家人赴日而进入该国学校读书的范畴。

　　打破官费留学界限

　　1903年以后随父兄留学的局面有所改变，而像秋瑾这样挣脱家庭羁绊自费赴日的女性逐渐增多。特别是1905年地方省份送女子留日之举打破了官费留学仅限男子的陈规。1905年，取得官费资格的女性有湖南20名，其中最小的14岁，最大的48岁。其后有江西10名，云南13名，奉天（辽宁）省与日本实践女子学校商定每年派15人到该校修读师范专业。两年后，在东京成立的留日女学生会成员约100人，1909年达到149人，初步形成留日女学生的小型群体。

　　此间，各省先后取消了对女子官费出国留学的限制，刺激了自费女生出国的热情，1905年先后有19名女生自费入读美国中等学校。1907年两江总督选派3名江苏女生赴美国威尔士利（今译威斯里安大学）女子学院读书，是为官费女生远学西方的开端。宋氏三姐妹也于这一时期进入该校深造。据不完全统计，1902至1911年留美女生约30多人，留法约20人，这个数字虽仍无法同男子相比，但就持续二千余年受压迫遭凌辱的中国女性而言，已非同寻常，可谓女性留学史上的突破性进展。

　　民初，女子留学的环境有所改善，主要表现在选择留学欧美国家的比例上升。以美国为例，民初期间大约增加到488人，留学俄、德、英等国的女生人数远逊于美国；留法女生在20世纪20年代约20余人，主要得益于勤工俭学运动的开展。与此相反，因受到中日两国留学政策及其它因素的干扰，留日女生人数比清亡前有所减少。

　　所学专业逐步扩展

　　清末民初女子留学是中国留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是当时世界近代化运动和中国被动开放的产物，同男子留学有着一定的共同之处，即女子同样有一个由被动到主动求学西洋的历史过程。清末，朝野对女人读书的认识非常肤浅，仅仅视女学为培养贤妻良母的地方。那时，清政府派女子出国的目的只是求得女校师资，这一思想在当时甚为普遍。

　　早期中国留日女学生所学专业只有速成师范和速成工艺两科。师范科学习课程主要是教育、心理、地理、历史、算术、唱歌、体操等。工艺科在上述课业外，还有刺绣、编物、图画几门，基本围绕幼儿教育和家政业务开设课程。

　　民国时期，贤妻良母的思维定势有所破除，女子留学生从一开始抱着学技能的目的选择学科专业，逐步扩展到政治、经济、科技领域，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清末的模式。不少人更看重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，加入钻研哲学社会科学的行列，回国为救国救民而奔走效力。